中国没有一个成熟的学校联赛制度。

　　曾经，学校联赛风行过，早在1980年代，国家体委开展了三个级别的学校足球：萌芽杯，幼苗杯和希望杯。当年三杯赛吸引了全国大约1000所学校，声势浩大，张恩华、李明、彭伟国等第一批职业球员就成名于学校联赛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足球职业联赛的开展，三杯赛迅速萎缩直至消失。中国足协对开展业余联赛没有兴趣。想踢球的孩子只有两条路：去职业俱乐部，或参加足校。

　　消失的踢球少年

　　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日后回忆这一变化，认为取消学校联赛是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最大失误。放弃了以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培养体制，等于放弃了培养少年踢球者的一个重要渠道。

　　学校联赛的失位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足球人口金字塔的失衡。据中国足协在2007年的官方统计，十来年光景，中国男子足球注册人口从高峰时的65万人下降到3万人。更严重的后果是：缺少了学校联赛的保障，教育中已不再有足球地位。

　　“一个孩子，在哪儿待的时间最长？学校。但现在中国的学校没有相关的足球教育，没有对应的联赛，足球普及从何谈起？”资深足球记者颜强告诉《中国周刊》记者，他在欧洲走访过很多学校，几乎所有学校都有足球课程，学校和学校间，社区和社区间，还有各种足球比赛。

　　“现在很多人都认为，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不利，是职业俱乐部的问题。这种观念不对。在西方，职业俱乐部只承担职业足球范围内的事情；青少年足球普及，应该靠学校教育和业余联赛完成。如果本身没有那么多孩子踢球，职业俱乐部从哪儿选人？”

　　西方的青训原则

　　贝克汉姆的成功之路，是最典型的青训轨迹——小时候，他先跟着父亲在工厂业余俱乐部玩；上小学后参加当地社区比赛，11岁时，加盟沃尔特汉姆12岁以下少年队；之后，被曼联球探相中；13岁时，贝克汉姆与曼联签订了一份学童合约，不到1年后正式成为红魔的职业球员。

　　边上学边踢球，业余时间参加各类社区比赛是西方足球的培养模式，在此过程中，职业俱乐部会派出大量的球探四处寻觅天才。选中者纳入到俱乐部梯队；再发展下去，就进入分流阶段：踢得好的，和俱乐部签约，成为职业球员；水平一般的，可以继续求学。

　　法国勒芒足球俱乐部技术总监弗兰克在考察过中国的青训体制后，认为中国的青训体制和西方的最大的不同是：孩子在非常小的年龄就脱离开学校，进入专业训练。他说：“法国足协曾经做过一项调查。结果发现凡是在14岁之前离开家进行训练的孩子，没有一个能够进入一线队。一名球员的成长，家庭、学校教育在里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”

　　日本足坛家喻户晓的青少年教练今西教练在访问上海申花时透露：日本学生必须高中毕业，才有机会被选拔到职业队中踢职业足球。要么就是上大学，进入大学生球队。在日本的职业球员中，70%是高中毕业，30%是大学毕业，只有一两个天才球员才会在高中阶段就被招入职业队。

　　足协的职责

　　中国和西方的足球部门在职责分配上有着天壤之别。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足协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业余足球运动的普及。比如英足协只负责业余联赛和青少年培养，对英超联赛不过问。西方人认为，足协属于行政部门，有权力有义务对足球进行推广和普及，但进入职业联赛体系，行政部门进入市场是违法的。但在中国情况相反，中国足协把大把精力投入到职业联赛。

　　当年，阎世铎豪赌世界杯，不惜砍掉原本属于青少年训练的经费；谢亚龙极其看重参加北京奥运，放弃了最初拟定的九个大区青训计划。两任足协主席都无一例外寄望一次比赛成绩的突破。

　　足协在青少年培养中的失位，让民间足校和职业俱乐部成为青少年培养的主要承担者。职业俱乐部不愿意花太多的钱在梯队建设上，但为了达到中国足协规定每个俱乐部有三个年龄梯队，很多俱乐部买下现成的队伍充数。

　　民间足校缺少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人才的输入输出。成功者寥寥无几。徐根宝凭一己之力在崇明一干十年，这样的成功带着极浓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，绝非是模式成功；高丰文的“中国第一足校”如今举步维艰，究其原因：市场化程度不够。

　　2009年，体育总局从体彩公益金中抽取6000万左右资金，决意恢复三大杯。足协初步拟定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三级联赛方案。5年内杯赛涉及城市数为12-16个。每个城市要求有32到40个学校参赛。总费用4000万元。

　　4000万元资金，足矣让一个原本夭折的学校联赛起死回生。也许学校联赛可以让青少年培养回归政府，让足球回归教育；也许学校足球的活力一旦被激发，中国足球人口会发生翻天覆地般的变化。

　　但质疑声仍不绝于耳：如果“金牌战略”不改，这些举措能坚持多久？